《史记》《汉书》中吕后形象对比

   数千年以来,女性意识和女性形象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从最初的母系社会发展为以男性为主体的男性社会,逐渐地女性更多的被看作是男性的附属品,这从历代史书对女性的描写中可见一斑。在《史记》之前的史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虽有女性人物的记载,但仅寥寥几笔的叙述,且人物形象多是分散、凌乱以及不完整的。而《史记》和《汉书》开创了女性类传记的范式。据统计《史记》中共记载女性约有238位。此外,不仅女性入史的数量增加,更专设了两篇专记女性的文字——《吕太后本纪》、《外戚世家》。而《汉书》更是承接《史记》不仅有《高后妃纪》、《外戚传》更增设了《元后传》。 
  不论是《史记》抑或是《汉书》,都是以男性社会为主体的史书,尽管他们对女性的描写着墨较少,但是却有不少个性鲜明、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其中,有一群身处深宫的权力女性不容忽视。这些女性不间断地活跃在汉代的政治舞台,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着重的影响。而当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史记》《汉书》都专门为她立纪的吕后。 
  一、《史记》《汉书》吕后形象塑造的对比 
  吕后(公元前241~前180),名锥,字娥拘,是汉高祖刘邦的发妻,汉元年立为王后,汉五年立为皇后,汉惠帝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对吕后的许多事迹我们都耳熟能详,不管是忠于史实的正史还是后代兴起的不那么可信的讲史平话,甚至是历史演义小说,对吕后都有着浓墨重彩的描绘。 
  对于吕后的为人,从古往今来的评价中大概可知。虽说她的为人并不受到好评,但是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班固对于吕后的政治才能确实非常赞赏的。他们记录吕后时都让她单独成纪,而在纪的结尾对她的评价也是颇高。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宴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赞曰“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户,而天下宴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从以上的评价中可见吕后称制期间政绩确实非凡。但是对于吕后人物的塑造,司马迁和班固有明显的差别。《史记》中有《吕太后本纪》,《汉书》中有《高后纪》。虽然两书都是为吕后单独立纪,但仅从两作者所定的标题来看,他们的写作角度就有所不同。司马迁定位她为吕太后,而班固则定位她为高祖皇后。 
  从《吕太后本纪》和《高后纪》开篇第一句话,也可以看出他们写作的差异。 
  “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 
  “高皇后吕氏,生惠帝。” 
  《史记》中称她为“吕太后”,《汉书》则以“吕氏”称呼。前句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吕太后的最基本情况,后句则非常简短,着重只强调了她“生惠帝”。从标题和第一句的分别中就可以看出两作者对于吕后其人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因此,这两篇同是关于吕后的本纪和纪就有很大不同。 
  在《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把体现吕后性格的一些事件串连排比写在其中,如怨嫉戚夫人、残害戚夫人及如意和诸王、孝惠死后哭而不哀、临死之前交代诸吕她死后不发丧以免为人所制等等。在《吕太后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狠毒、残忍有极强的权力欲望的女政治家,但同时也看到一位极力保护自己儿女的强势母亲这样一个真实丰满的形象。相反,班固在《高后纪》中所记的吕后的一些事都是一些枯燥的政事,如赐民爵户一级、有功者受地封为列侯、她死后诸吕被铲除等,读者在这篇纪中看到的只是那段时间简单的政事记录,对吕后本人不会有完整的印象。 
  都是写吕后,为何两位作者有如此不同的处理呢?有一种看法是班固比司马迁更重视纪这种文体的严肃性。纵观《汉书》中帝王的纪也大多由政事记录组成。司马迁像写“传”一样地写《吕太后本纪》,而班固却无法认同司马迁的写法,所以他写的《高后纪》就显得严肃而枯燥。 
  诚然,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在《汉书·外戚传·高祖吕皇后》中,班固沿用了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中对吕后的描写。所以仅在《高后纪》中我们无法看到吕后完整的形象,但是通观《汉书》,从他人的传中对吕后的侧面描写能够对吕后的形象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但是笔者却更觉得这样的不同处理体现的是他们的性格和着眼点的不同。司马迁《史记》不单是简单的对“史”的记录,更多的是他对人物形象和性格的描写。他不是单单描写人物,更将人物按照自己的理解描写出来,所以在《史记》看似客观的材料中却常常可以读出鲜明的人物性格特征以及司马迁对人物赋予的主观情感。但班固却更多的只是在于严整史料,记述史实,并不因为个人主观情感而影响记史的原则性和客观性。 
  二、从“吕后”形象差异看司马迁、班固的女性观 
  同样是吕后,通过《史记》《汉书》中对吕后形象塑造的差异上,其实可以反映出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的女性观。 
  1、司马迁、班固女性观的差异 
  所谓女性观,笔者认为就是人们关于女性各个方面的观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女性不同的诠释方式,必定产生不同的女性观。女性观,涉及到对女性的社会参与、道德、情感与智慧等各个方面的评价。司马迁、班固在对相关人物相关历史的记录中,不可避免会贯穿个人的思想,而从女性人物的描绘中,尤其是着墨较多的吕后,可以体现和印证作者的女性观。 
  从《史记》和《汉书》中对吕后的评价,可以看出他们二人对吕后政治功绩的肯定以及治国才能的赞赏。二人都用极高的标准来评价吕后的功绩,体现了他们尊重女性,对女性价值表示肯定。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即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 
  这是《史记·外戚世家》开头的一段文字。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后妃命运总的思考。受到儒家家国天下、和谐社会的观点的影响,司马迁强调夫妇婚姻是人道之大伦是万物之统。而一句“人能弘道,无如命何?”更是揭示了司马迁的女性命运观。“此岂非天邪?非天命谁能当之?”体现了他认为命运天注定的观点。 
  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邓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身皆天折不辜,而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流放,乌呼!鉴兹行事,变亦备矣。 
  从《汉书·外戚传》中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班固认为,真正的成功女性仅有四位孝文帝薄太后、孝景帝窦太后、孝武帝王太后和元帝邛成太后。因为他认为成功的后宫女性应该是小心行事、应付人生的各种变数和凶险,从而得以保位全家。 
  2、司马迁、班固女性观差异形成的原因 
  从上文可以看出,二人的女性观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形成笔者认为与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家庭背景有重原因。 
  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的太史公。司马谈不仅学识丰富,而且是个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司马迁写《史记》对于所记录人物常常笔端带情、褒贬鲜明,这与其父的思想与人格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司马迁年轻时遍游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各地,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比较了解。在遭李陵之祸后,他的妻子羞惭悲愤而后自缢而死。严峻的现实激发了他对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 
  班固出身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他们家族仅历三代就有五位在历史中获得鲜明,流传后世。而这几个人几乎都有其极重的正统思想,并以或实际行动或恳切言论表现出对当时正统统治的积极拥护和热心维护。生活在这样一个家族中,其思想和见识必然受到影响,也是积极而正统的。此外,班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著作,是一种典型的学者人生。所以,相比于司马迁他的女性观也就更实际,女性应该有为有不为、注意修身养性以达德才兼备,进而保位全家。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2 班 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3 吴树平. 文白对照史记M. 西安三泰出版社, 2003. 
  4 察应坤. 吕后传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